汪逢春（1884—1941），江苏苏州人，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，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，提倡在职教育。1938年，国医职业会成立，汪逢春任公会会长，同时，他也在筹备创建《北京医药月刊》。1939年，创刊时他亲自撰文，以资号召倡导。

        汪逢春先生的遣方用药很有特点，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“繁花似锦”。他对药物的炮制、产地、相须、相使、相关、相畏等十分讲究，在药物的选择搭配、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。临床选方配药灵活多变，其处方精致优雅，常会给人一种繁花似锦、心旷神怡的感受。例如，入煎剂的药味，他常会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，或者某药与某药一同打烂等，旨在取其性而去其味，或者取其味而存其性，立法严密，颇具匠心。如淡豆豉与山栀同炒，就有“栀子鼓汤”之意等。他还十分善用“曲”类药，如沉香曲、范志曲、霞天曲等，曲类药品皆可振奋胃气、开胃进食、增强体质。汪老用药可谓匠心独具，自成一格。

    　汪先生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，无暇著述。他教学甚严，不但极重医德，而且每必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。并于每月初一、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，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，让学生们恭听、记录。汪先生一生信佛，又喜欢读书，每天必在清晨5：00起床，读佛经、打坐、读医书，每天饮食适量，作息按时，虽忙而不紊。他临终前正在打坐，一笑而亡，无丝毫痛苦。汪老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中医教育家，现在的名老中医吴子桢、谢子恒、赵绍琴等，都是他的学生。　

    　汪逢春先生积极探索中西医理论的结合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。与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及当时的中西医学的交流不同，已经走上实验医学的西方近代医学，作为一门科学技术，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医学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前途、中医药学与近代医学的关系有不同的主张与见解。他主张要进一步发展中医药事业，同时要与近代医学的学者团结合作，为人民解除病痛。

    　汪逢春先生精究医术，博览群书。在京行医期间，妇孺皆知其名。他常能顿起他医束手之病，临床效验颇佳。汪逢春擅长治疗时令病以及肠胃病。他十分重视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，认为濡养五脏的精微物质皆赖脾胃之运化与传输，脾胃失司，则化源衰竭，灾害易至。他审证精详，辨证细腻，立法严谨，常以不到10味药的小方取其效验，主张“轻可去实”。他十分擅长治湿温病，不仅对吴鞠通、薛生白的方剂十分熟悉，而且以从不拘泥于古人之方，在选药组方上自成一格。他采用清热和化湿兼重的方法，仔细勘酌湿热之偏重，结合宣透、舒郁、淡渗、缓泻等方法来缓解病势。尤其善于使用辛香宣达、芳香清解之法治疗，常能取得很满意的效果。他最忌“见轻即清”，认为此时清热，易使湿邪停滞，难以取效。他合理地使用清、化、宣、利、泻等多种治法，湿热之邪随之可除，诸证皆愈。